从确定在中国区开展业务至今，捷信消费金融经历了18年。众多的“首家”标签曾让行业“老大哥”捷信消费金融光芒万丈。而在捷信消费金融日渐消沉的当下，这些标签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一度手握“十万大军”挥斥方遒的捷信消费金融，自2020年陷入了裁员、亏损、卖牌照的风波中。据公司前员工透露，捷信消费金融自2021年末暂停了自营贷款业务，预计公司规模缩减至200人，仅保留客服和催收团队。牌照标价40亿元，与买家心理预期相去甚远。

野蛮生长遇上“好机会”

“2004年确定中国区业务规划，2007年正式在中国展业，2010年获批消费金融牌照……”复盘捷信消费金融发展历程时，公司前员工周文(化名)依旧如数家珍。

18年前，中东欧投资金融集团PPF将目标瞄准中国这片沃土，彼时消费金融在国内市场还是一片空白。从设立北京办事处开始考察市场到正式展业，捷信消费金融用了三年。

在没有消费金融牌照的年代里，捷信消费金融复制了PPF集团在其他地区的展业经验——通过与持牌信托公司合作，引入融资担保公司，建立“捷信-融资担保-信托”的三方模式。由捷信方面面向用户开展产品宣传，信托公司发放贷款，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保障责任。

早在2004年10月，广东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便已经成立。2007年1月，深圳捷信信驰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两家公司构成了捷信消费金融初期的运营主体。依托这一模式，捷信消费金融层层渗透，驻店式消费贷款(即“POS贷”)瞄准3C数码、日用家电等零售行业极尽下沉。

2010年1月，国内首批3张消费金融牌照获批，消费金融在国内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同年2月，PPF集团以纯外资的身份获得了在天津试点的消费金融牌照，真正意义上的捷信消费金融来了。

在周文看来，捷信消费金融赶上了好时候，其一便表现在获得牌照这件事情上。“消费金融试点方兴未艾。捷信消费金融具备外资展业经验，对消费金融行业在国内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周文称。

赶上好时候的另一表现，在于消费金融本身就是新产物，用户对于消费分期的模式尚处于较为模糊的认知阶段，“利率只是一天一瓶水的钱”。在下沉市场，手机、家电、摩托车等刚需产品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场景分期下积累的客户群体也成为了捷信消费金融消费贷款潜在用户。

消费金融牌照问世后的几年里，这类兼顾金融、消费与科技等多重属性的新型业态很快就吸引了无数的玩家参与其中。捷信消费金融早期的“三方模式”被大量引用，甚至还有出身于捷信消费金融的员工直接照搬了公司运营思路，开展同样的业务，做得也还不赖。

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群雄割据的年代。“跑马圈地”式的斗争中，为了拉拢更多客户，各公司线下团队花样百出，消费贷产品参差不齐。最终使得骗贷、瞒贷、冒贷等乱象四起，夹杂着现金贷、暴力催收的各种消息，无数消费者成为“炮灰”。

直至监管出手，无资质的机构在重资产比拼中逐步败下阵来。行业持续出清，消费金融牌照价值得以显现。2016开始，线下称王的捷信消费金融来势汹汹，风光无两。

周文离开捷信消费金融时，公司还处在上升期。“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它最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周文的讲述中带着几分感慨。

“水土不服”的经验主义

袁奇(化名)见证过捷信消费金融最好的时候。2017年，捷信消费金融净利润一举突破10亿元，内部统计口径中公司总人数也逼近10万人。2019年7月，捷信消费金融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同样是这一年，捷信消费金融总资产达到1045亿元，成为业内首家资产规模突破千亿元的消费金融公司。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此前飞速发展的消费金融行业也似乎按了“暂停键”，业绩表现两极分化。20余家消费金融公司中，捷信消费金融最为惨烈——2020年净利润1.36亿元，较2019年同比下滑近九成，总资产规模缩水至652亿元。

市场分析均将主要原因指向了外部环境的冲击。但在身处其中的袁奇看来，疫情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捷信消费金融本身已经千疮百孔——重资产的线下运营模式弊端逐渐暴露，高额的人工成本为企业增添了负担，也增添了管理难度。

作为一家纯外资机构，过去几年间捷信消费金融的高管团队以外籍人士为主，首席执行官(CEO)多来自于PPF集团。“中国区的业务就是一块‘镀金’的跳板，等两年回到总部就能升职加薪。”袁奇打趣道。

运营理念的差异化体现在更多业务细节上。捷信消费金融原本有一个线上分期商城，在内部探讨分期产品时有员工提出上线部分售价千元轻奢品牌，用户可以通过分期为自己添置一些行头，也不至于为此背负上过于沉重的负担。

“但在管理层看来，需要分期购买的奢侈品应该是香奈儿、爱马仕，怎么还会有人分期去买一双耐克的鞋?3万元的包包、5万元的电脑、10万元的手表，才是他们眼中合理的分期消费需求。”袁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