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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银行近期发布的2022年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5家国有大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均同比上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14%、5.48%、7.23%、4.36%、2.8%,较上年末提高1.35个百分点、2.09个百分点、2.18个百分点、2.51个百分点、1.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也有所上升。

对此,相关银行负责人表示,由于房地产贷款占比较低,风险总体可控。“风险总体可控”这几个字,听起来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当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速过快、不良率上升后,相关银行用的是“风险总体可控”;当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上升时,银行也是用“风险总体可控”来回应外界的担忧;当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加大时,银行仍然用“风险总体可控”来形容。“风险总体可控”,俨然成为银行应对各种问题最有效的一种回应手段,也成了风险防范和资金投放问题的一个“筐”。

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银行觉得风险“不可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呢?恐怕没有一家银行敢有底气说出来,也没有一家银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真的到了那一天,可能就不是银行能够左右的了。就像美国的银行一样,在风险没有发生前,相关银行也是“风险总体可控”,可是,很快地,问题就发生了。特别是硅谷银行,风险爆发的前几个小时,还在给美国的员工发奖金呢。

我们并不认为,目前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出现了严重风险,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但是,一年时间,五大国有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最少的也有1.35个百分点,最多的多达2.51个百分点,中国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已经高达7.23%,仍然说“风险总体可控”,恐怕不会那么轻松吧。至少,这样的不良率不应该是“可控”的吧。如果继续用房地产贷款占比较低来形容,恐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了。如果真的如银行人士所言,房地产贷款占比低,有能力承受,放开试试,看哪家银行能够承受。殊不知,房地产贷款可不只是开发商贷款,还有居民个人房贷,还有公积金贷款等,到时候都会形成连锁反应。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风险上升,带来的不只是“风险总体可控”的问题,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对其他领域的支持问题、资金的周转效率问题等。如果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继续上升,“救”地产的贷款继续增加,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的。

要知道,去年广义货币M2新增了28万亿,可是,当年的GDP只增加了6万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低的投入产出效率,与涉“房”贷款大量投放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不是“保交楼”等需要,给房地产领域新增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而是把这些资金用于实体经济领域,产生的效果就会完全不同,资金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也许有人会说,市场需求不足,即便把资金给了实体企业,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运行效率和运转效应。那么,房地产市场产生运行效率和运转效应了吗?难道不是全部停留在“钢筋混凝土”上不动了。如果投放到实体经济领域,至少在经济恢复后,实体产业会迅速回升。可是,房地产市场呢?仍然低迷。地方政府出台了那么多政策,仍然无法让广大居民升起购房热情。原因就在于,实体企业没有恢复,居民就业、收入增长预期不强,没有购房的信心。如果实体经济恢复较好,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恢复很快,居民购房的预期也会增强。把大量信贷资金投放到房地产领域,说到底,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出现风险了,需要救助了。自然,也就大量占用了信贷资金。如此,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就不只是“风险总体可控”的问题,而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问题,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作为银行人士,特别是银行负责人,如果只会看脚下那片土,不会看大局这片天,要想改善和优化信贷资金结构,改变信贷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就会难度越来越大。也正因为如此,对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的问题,决不能只把眼睛盯在风险是否可控上,而要放到更高、更远、更广的平台分析,特别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的角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才能不断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真正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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