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结伴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临泉人,又结伴回家乡创业,成了激活县城经济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资料图)
正解局出品
安徽阜阳市临泉县,户籍人口超200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不包括县级市)。
这里曾经交通闭塞,被人们称作“安徽的西伯利亚”;
因为穷,临泉曾经是贩毒的重灾区,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
同样是因为穷,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高峰时期全县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是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最近这段时间,临泉又开始被媒体关注。
不同的是,这次人们发现,2010-2020年这十年间,临泉县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1万人,这其中不乏从外地归来的年轻人身影。
他们从大城市回到临泉,从打工人变成“小镇创业家”,激活了县城的经济社会。
这个全国人口第一县,为什么会人口回流,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
临泉这十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光拉回到2019年。
2019年,对于临泉县来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似乎成了临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影响着这个全国人口第一大县的未来走向。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临泉这一年的与众不同。
我们就先从数据说起。
2019年,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在整个安徽省排第17位。
这个成绩怎么说呢,放在安徽省内横向对比的话很一般,但是我们要对比之前的临泉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个飞跃。
临泉县经济指标在2019年发生了飞跃性的增长 数据来源:临泉县政府网站
因为在2018年,临泉的GDP还只有211.1亿元。
短短一年时间完成158.6亿元的经济增量,让临泉仅次于凤阳县和太和县,排在全安徽省增量的第三名。
时间线再拉长看的话,我们更能看到临泉经济上升的速度。
2015年临泉的GDP排在全省第34名,只有154.4亿元。
5年的时间从第34名提升了17名的排位,发展的幅度不可谓不大。
这其中还有更有趣的细节。
2019年临泉的GDP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是199.4亿元,而2018年这个数字只有82.4亿元。
也就是说,2019年三产的增量是117亿元,占了当年整个GDP增量的73%。
2019年临泉的GDP中,第三产业增长占比最大 数据来源:临泉县政府网站
一个并没有多少工业产业的县,能够凭借自己第三产业的急速发展,成为2019年安徽县域经济排行榜的“黑马”,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虽然数据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的现象却是鲜活的。
临泉县是全国人口第一大县,户籍人口229万人,常住人口164.3万人(2022年数据)也是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差不多有65万人在全国各地。
作为曾经的贫困县,在最高峰的时候,全县230万人口中,大约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
这些临泉人结伴外出,通常都会从事同一种行业,集中在某个产业圈中,有去云南种西瓜的,有去武汉做香料生意的,也有在长三角五金厂做废品回收的。
之前媒体就曾关注过临泉外卖骑手回乡置业、创业的情况
但是最多的,也是影响最近10年临泉经济模式形成的,竟然是“外卖小哥”。
仅仅在美团做骑手的临泉人,累计就有6万多人。
这些外卖骑手,怎么会成为临泉县经济模式的“创造者”?
原来,这些在大城市里做外卖骑手的临泉人,会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大城市里流行的“小生意”,比如水果配送、小商品的外卖等等,这些在大城市司空见惯,但是在县城的市场却是一片蓝海。
项目从城市直接复制回县城,既能在家门口赚到钱,同时又把这些新业态、新零售模式带回到了县里。
之前结伴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临泉人因为产业聚集,又结伴回家乡创业,再加上人口优势,成了激活县城经济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外卖骑手选择在本省或者自己家门口就业的情况,在临泉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4年,临泉县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只有区区的3万多户,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就有8.2万户,从业人员达到了22万人,到了2022年,仅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就增长到了91541户。
有数据显示,过去5年临泉的零售户、个体工商户增加了3万多户,而且基本都集中在新业态的领域。
从县城到小镇,创业之风在临泉迅速蔓延,带动了本地产业和消费的日益繁盛。
新零售模式的兴盛,成了活跃当地经济市场的重要表现,让临泉的第三产业比重占到整个GDP的53.1%。
让临泉县域经济最近十年飞速发展的动力之一,还是基建。
说白了,还是那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
2019年,高铁鸣笛声在临泉第一次响起,可以看作是临泉经济起飞的标志。
2019年,历史上从没有过铁路的临泉县通了高铁
临泉以前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出路”。
我们看地图会发现,临泉虽然在安徽省,但是三面都被河南省“包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这里都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2019年之前,别说是高铁了,临泉就连普通的铁路都不通。
没有铁路经过也就算了,公路也很拉胯。
2014年,全县只有一段不到7公里的国道经过,而且离县城还有40多公里远。
当时全县每年修路30公里左右,算上村道、乡道,公路里程加在一起不到2000公里。
每万人公路数8.45公里,还不够安徽省平均数28.67公里的一个零头。
就这少得可怜的公路,还基本都是年久失修的状态,损坏率达到了80%。
临泉地处中原,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有几十条,但水路也不通畅。
合法的码头只有一座,河道没有疏浚,只能勉强跑跑小船。
就是这种内外闭塞的局面,让临泉成了人们口中的“安徽的西伯利亚”。
直到2014年,从省会合肥“空降”来了一位县委书记,临泉开始改头换面。
这里首先做的就是修路。
2014年,临泉提出“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消除断头路”,随后的3年时间里,新修和改建2700公里的公路。
2016-2020年期间,整个临泉县修了差不多4000公里的公路。
临泉在2014年后开始大力兴建交通,除了公路、高铁,水运也变得畅通,图为临泉港
2016年临泉疏浚了泉河航道,提升了杨桥船闸,建设了泉河码头,实现了500吨级船通航,临泉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可以沿着沙颍河进入淮河,再走向全国市场。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临泉县想尽了一切办法,让郑阜高铁(郑合高铁郑州到阜阳段)拐了个弯,在临泉县设了一站。
这条高铁线路2015年年底开工,几乎是临泉唯一的机会。
在最初规划的方案中,离临泉最近的方案,也仅仅是在临泉和界首交界的地方设立界首站,高铁既不经过临泉的地界,也没有临泉的车站。
据说当时临泉县的领导,为了能让临泉通高铁,专门跑到铁路部门去“求情”,终于拿着有关部门“请酌情考虑临泉230万人民的需求”的批示,找到设计院,最后让这条线路的设计拐了个弯到临泉,结束了临泉没有铁路的历史。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郑阜高铁在临泉拐了个差不多90°的弯
虽然多绕了点路,但却给临泉带来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巨大发展空间
路修通了,人流和物流也跟着通了。
这里内部的变化是全县三分之二行政村,都有城乡公交可以直达,原来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现在花几块钱坐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与外部的联通也告别了过去只能依靠一百多公里的国道、省道这唯一的出路。
郑阜高铁加速形成了临泉和中原、长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
过去临泉人想要到上海,要坐长途车转火车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只要4个小时。
而到合肥、郑州的时间更是缩短到了1个小时之内。
临泉也从过去两省交界的“两不管”地带,摇身一变,成了两个省会经济圈的中间地带。
交通条件的改善,让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商业面貌焕然一新。
交通的便利,带来的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商业面貌的改变
得益于交通的改善,临泉开始承接皖北、长三角的产业转移。
工业产业进来了,其中,跟合肥市庐阳区合作共建的“临庐现代产业园”,成了当地工业的顶梁柱。
交通物流愈加便利,投资也跟着来到了临泉,再加上外出“先富”的一批临泉人带着产业回来。
稳定可靠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了临泉人口的回流。
而劳动力回流,又为临泉县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市场,也才有了现在临泉的这般模样。
第三产业兴盛,特别是零售服务业的繁荣,是临泉县域经济最近十几年发展的鲜明特色。
简单来说,临泉近十年10万人口回流,大致的路径是:
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的建设提速;
吸引承接了其他城市的产业、资金的转移,让更多人有了在当地就业赚钱,提高了消费能力;
再加上大众创业的“人海战术”,曾经在大城市从事外卖服务业的人员回乡创业,推动了本地零售业的繁荣。
县、乡镇是全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只要这里有活力,经济就会充满朝气
在全国1312个县中(注:此数字是单指县城,如果按照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县级市等,全国有2844个县级行政单位,该数据截止至2020年),有以产业为主的,有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也会按照自己最有优势的方向去发展。
而这些,也恰恰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县城的发展模式曾经引领过经济发展的潮流。
比如当时的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等,造就了一批经济奇迹的诞生。
只不过最近这些年,随着大城市化的建设,人口虹吸效应让更多的人都涌向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而真正经济增长的毛细血管和消费的增量市场,其实是在县城。
国家发改委就曾表态“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
中国有上千个县,它们占据了90%以上的国土面积,承载了60%以上的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GDP总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如果再加上收入的增长,那就意味着超大的消费市场优势。
县域经济的活力,也需要“三通”。
这“三通”指的就是硬环境的基础设施、道路“通”,软环境的网络、信息“通”,再加上有足够能支撑与大城市没有代差的收入和消费供给,有了这“三通”,县城为什么不能成为和大城市一样好的选择?
我们更希望在未来,会有这样的时刻:
无论是选择北上广深,还是选择小城乡镇,都拥有美好的生活。